窃以为《资治通鉴》至少有三种读法。

第一种读法，系统精读。

精读《资治通鉴》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注意七个方面的配套着作，即：续、改、注、补、评、研、译。《资治通鉴》后世成为系列通史，比如宋代李焘所着《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以及后来的《元通鉴》、《明通鉴》、《清通鉴》等。此外，南宋的袁枢通过改变记述历史的方式，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改编为以纪事为中心，把书中记载的十六个王朝1362年的历史归纳为239件大事66件小事，“不着一字，自成其书”，由此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种史书体裁。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与启发，南宋的儒家亚圣朱熹对《资治通鉴》等书进一步简化内容，编为纲目，开创了纲目体史书的写作方式。所谓“纲”就是记述一条史实，有如我们常说的提纲一样；所谓“目”，就是在每一条纲后，用非常简练概括的话阐述纲中的历史事件。《通鉴纲目》既是初级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统社会的思想政治教科书。清代学者吴乘权等人还编写出纲目体的集大成之作《纲鉴易知录》，这部书上起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下迄明王朝灭亡，洋洋洒洒180多万字。这部书年经事纬，纪事简明，有一编在手，诸史尽收于胸之效。《纲鉴易知录》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历史启蒙读物，深得毛泽东一生的推重。

就阅读《资治通鉴》而言，宋末元初王应麟撰《通鉴地理通释》14卷和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是后世研读通鉴的必读书。中华书局竖排版将这两部书的主要内容都拆开分列在通鉴正文之后，用小号字体标出，颇便于阅读。
司马光及其助手编订的《资治通鉴》初稿名为长编，有九百万字之多，司马光亲力亲为，删繁就简，删削了三分之二，留下今天我们所见的300万字。有感于通鉴的过于简略，明末人严衍和他的弟子谈允厚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写出来《资治通鉴补》294卷600字，拾遗补缺，丰富了《资治通鉴》的可读性。可惜目前市面上还没有校勘好的版本面市，中华书局前两年出了一个民国时期的句读本，对一般读者而言还是不太方便。
《资治通鉴》博大精深，后世很多史家都有阅读评论。其中明末清初王夫之所着《读通鉴论》最具学术水准与思想深度，论从史出，见解独到，不可不读。今天，通鉴学的研究蔚为大观，比如崔万秋着《通鉴研究》，张须着《通鉴学》，陈垣着《通鉴胡注表微》等，读来都有裨益。

第二种读法，比较阅读。

《资治通鉴》不同于一般史书，是一部专注于资治的政治教科书。就史料来源而言，现代学者考证其引用的书目有359种之多，但隋唐五代之前的史料大体以正史所载为主。如果把《资治通鉴》与相对应的正史对照比较阅读，就会发现司马光更多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二十四史中公认的精品是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如果把《资治通鉴》与这些史书对照阅读，不仅有趣，而且更能体悟《资治通鉴》的独特价值取向和资治鉴借。

第三种读法，以史论为中心跳读。

问题意识和目标指向是阅读的重要方式。《资治通鉴》全书有218篇史论，其中司马光自己亲自写了119篇，名之为“臣光曰”。这些史论就是《资治通鉴》全书的关键点，是司马光历史观的直接表达。司马光为什么这么评价？司马光为什么引用这些史论？如果带着这些问题再去上溯回看，读来自然能有所获。

以司马光对项羽的盖棺论定举例来说。《资治通鉴》全书一百一十九篇“臣光曰”，专门对特别重要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但对项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没有直接发表看法，反而引用了司马迁和扬雄对项羽的评价。司马光真的对项羽之死没有自己明确的看法吗？确实有，只不过没有写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之前专门写过一本提纲式的着作，也可以说是通鉴的提纲，名为《历年图》，收在司马光的另一本史学名着《稽古录》中。在这部书中，也有“臣光曰”，因为这部书最早就是进献给皇帝阅读的。在这部书中的“臣光曰”中评价项羽的基本观点与司马迁差不多，但司马光特意用了“安行无礼，忍为不义”（《稽古录》卷十二）八个字来评价项羽。司马迁认为项羽背关怀楚，放弃关中的天下形势胜境是其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司马光则格外强调项羽不施行礼义仁政，是其失败的更重要的原因。其次是用人问题。司马光说项羽“才高者见疑，功大者被绌”（《稽古录》卷十二），有能力的，他怀疑猜忌，功勋卓着的，他弃之不用，照这样干下去，即便占领秦朝的许多地方，又怎么能避免败亡的命运呢？司马光的看法与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怀慝求援，而终以孤立”的观点倒是遥相呼应。

古人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本人以人为主线，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持续录制播出的“评说《资治通鉴》”系列节目，以及配套的深度阅读着作《丁万明评说<资治通鉴>》系列着作，也可供诸君品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