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培训机构要想更有效地获取客户，必须为不同的消费者决策过程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1. 应对消费者场景干扰

利用“媒体矩阵”进行场景衔接，确保信息在关键时刻触达消费者。

####2. 应对多变的决策路径

通过“技术赋能”，有效引导消费者路径，实现消费者行为的驱动。

####3. 应对F因素的影响

利用“内容加持”，打造有吸引力的内容圈子，吸引目标受众。

接下来，我们重点讨论如何打造教育培训机构的全链营销。

打造从“认知”到“意图”再到“行动”的全过程媒介矩阵，覆盖消费者从激发需求到购买的完整决策路径。以百度媒介为例，我们来详细看看媒介矩阵的构建。

通过大数据分析锁定目标用户，然后通过场景化的信息植入激发其了解意愿。例如，在家长等待孩子放学时，通过资讯传递孩子学习问题的困扰，引发家长对教育培训的关注度。

当目标用户的需求被激发后，他们会通过百度搜索查询更多信息，此时教育机构需通过搜索结果或相关平台展示自己。接下来，在百度媒介矩阵中，通过品牌专区、百度文库、百度知道等端口，让目标客户更深入地了解企业。

在消费者了解后，他们会进行求证，此时可通过百度口碑和百度百科等平台，进行内容沉淀，打造企业内容营销矩阵，影响消费者的决策。

体验环节至关重要，现在流行的直播、在线试听、视频课程等都是让消费者在消费决策前先行体验。教育课程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内容前置的重要性，它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最终决策。

通过以上全链路媒体覆盖，驱动消费者从需求激发到最终购买。利用百度观星盘打通数据全链路，实现数据资产沉淀，并通过全媒体策略触达和目标受众。同时重视创意的作用，投放给客户的广告内容需要有趣、聚焦、生动、新颖，展示教育机构的优势。

###二、如何明确企业的培训需求

在企业管理咨询过程中，发现很多企业的培训需求不明确。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确定培训需求

培训需与公司战略目标相对应，为公司业务服务。大部分中小企业在此方面重视不足。

####2. 根据岗位胜任要求确定培训需求

大部分公司重视岗位胜任力的细化，但往往执行不到位。

####3. 根据员工绩效考核情况确定培训需求

部分公司忽视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未能将其作为培训的重要依据。

####4. 根据员工的职业发展通道确定培训需求

绝大多数企业欠缺这方面的思考和培训内容的提炼，导致员工职业发展方向不明，缺乏后备人才。

####5. 根据政策变化和突发事件确定培训需求

一般企业都会重视政策法律变更相关的培训，但对于突发事件的培训则缺乏重视和反思。

###三、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为何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近日，有报道称中国的工科人才面临供需错配的困局。尽管工科专业应届毕业生的获聘比例高，却存在“苦学四年却无法适应企业需求”的尴尬现象。本文从职业教育的视角进行分析。

作为工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被期待为国家工业能力积累提供技能支撑。中国职业教育的有效技能供给能力受到质疑。主要原因包括：职业教育的文凭供给与技能供给之间存在张力、产业新技能需求反馈到职业教育的过程存在“时滞”等。职业教育体系根植于现代社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细化，它旨在通过专门教育来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促进劳动者的技能形成。当下中国职业教育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期望和政策定位的矛盾，以及技能训练的实际效果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通过跨学科视野整合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探讨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本文作者认为，职业教育不仅要满足社会个体层面“谋生处事”的需求，更要服务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层面。为此，中国正在部署建设技能型社会，将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定位为基本制度载体。目前中国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文凭的社会地位有限、职业教育的有效技能供给能力受到质疑等。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全球背景出发审视中国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借鉴前辈学人的思想，尝试探寻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

众所周知，职业教育的兴起源于满足社会专业化分工的需求。对于职业教育而言，职业陶冶固然重要，但知能训育更为根本。学术界对于职业教育如何促进技能形成存在两种相反的理论判断。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认为，职业教育体系在技能形成上无用，而是职业垄断的工具；而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则强调职业教育是国家技能形成体系的核心制度构件。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职业教育的经济社会功能及其在国家竞争力中的作用。通常而言，职业教育体系与其他制度体系构成多样性的国家技能形成体系。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同教育体系的作用并没有高下等级之分，而只有类型差异。依据国家卷入和企业卷入的差异，国家技能形成体系可分为不同理想类型。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应该如何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本文主张以多元参与主体同步推进教育制度改革与劳资关系制度、社会保护制度乃至宏观产业政策改革等，推动中国早日建成真正的技能型社会。我们需要警惕“文凭通货膨胀”问题，以跨界视野和行动整合策略推动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希望通过这些努力，我们能够建立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技能人才，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做出贡献。不同国家在创新模式与技能形成体系上的差异

不同国家在创新模式和技能形成体系上展现出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塑造了各自的国家创新优势。以美国和德国为例，它们在专业技术领域的优势呈现出相反的特点。美国的企业主要在医学工程、生物技术、通信领域、半导体等急进型创新领域有大的突破，而德国企业则在机械制造、机床等累积型创新领域有大的作为。这种差异源于各自不同的技能形成体系和劳动市场机制。

急进型创新模式更注重效率，倾向于通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购买通用性技能，形成以自由主义为主的技能体系。而累积型创新模式则更注重长期的技术改良和专用性技能的积累，形成以集体主义或分隔主义为主的技能体系。这种多样性的技能形成体系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创新模式和优势产业类型密切相关。

探讨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中国，职业教育的有效性以及文凭供给的有效性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尽管职业教育被视为产业升级和技术变迁中技能形成的重要环节，但在实际中却面临着诸多挑战。

职业教育作为不同于普通教育的一种类型教育，其目标在于传承职业技能知识，是国家就业保障的关键一环。职业教育在技能供给上往往存在滞后于产业和企业的技能需求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技能形成过程中存在的“时滞”，以及职业学校在教育过程中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的脱节。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已经是全球职业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令人担忧的是，尽管职业教育规模庞大，但依然存在大量企业抱怨职业学生无法适应技能岗位的问题。与此劳动力市场上的“技工荒”现象并未得到有效缓解。这表明职业教育的有效技能供给与产业、企业的技能需求之间依然存在较大距离。

从社会地位获致角度来看，职业教育的文凭在社会认可度上相对较低。这导致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在体制外就业的比重较高，而他们在入党、落户、收入、基本公共服务获取等方面与白领工人存在较大差距。这进一步削弱了职业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吸引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职业教育界正在进行大量的探索和尝试。一方面，通过革新技能人才培育方式，如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以提高职业教育体系的有效技能供给能力。强化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建设，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多层次贯通发展，提升职业教育文凭证书的效力。这些努力旨在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升级和技术变迁的需求。

总体而言，职业技能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企业、学校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探索，以实现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提升职业教育的含金量，无疑是巩固中国职业教育定位的重要举措。职业教育文凭证书的价值并非单由发证机构决定，而是依赖于所传递技能的质量及公信力。这一公信力源于多元参与主体的共同认可。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警惕文凭通货膨胀的现象，以免造成文凭贬值，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当面临学位贬值的风险时，学习者可能会选择继续深造以追求更高的文凭。厘清职业教育文凭层次提升与职业教育吸引力增强的内在逻辑，避免在学科建设中出现诸如文凭竞赛之类的问题，是未来中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

“大职业教育主义”视角下的中国职业教育未来

在中国，塑造制度变迁的路径除了追求效率外，合法性机制和权力机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每一项制度的演进通常都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推进的。这一变迁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职业教育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职业教育的探索与思考是针对当下核心议题的回应，是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经验。

但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并不仅仅是教育体系的自我革新。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中的技能形成理论和柯林斯的文凭主义理论提醒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的其他部分紧密相连。例如，校企合作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有效的技能供给路径，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其技能供给的演变经历了从“无效”到“有效”的转变，最终形成了现代双元制的基础。这表明德国的国家主义传统、劳动共同体机制和社会保护机制为这一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当我们思考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时，应该将其置于更宏观的国家经济社会治理架构中。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推进匹配制度的革新与建设，才能有效地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近年来，建立职业教育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以推进系统性制度改革一直是笔者的主张。

对于中国而言，职业教育不仅是生计教育和就业教育，更应成为国家竞争力培养的基石。只有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才能更好地推动其现代化建设，更有效地满足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技能需求。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并发展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观念。

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现代化不仅涉及教育制度的改革，还与劳资关系制度、社会保护制度以及产业政策的改革紧密相连。多部门的合作和高层级的制度安排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职业教育与百业进步和民生国计息息相关。其发展不能仅限于职业学校、教育界或某一特定行业，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20世纪初，黄炎培等先辈基于对中国工业落后的观察，积极倡导职业教育。他们认识到传统教育的局限性，并呼吁全社会重视职业教育。如今，中央发布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该《意见》提出的目标与“大职业教育主义”的理念不谋而合，预示着中国职业教育的光明未来。

中国职业教育的建设已蕴含着“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色彩，其在国家高质量发展中的角色日益凸显。未来，我们应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