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杂志曾经就阿里巴巴和华为的股权结构问题，专门采访过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一节就有提到的华为公司。

1988年成立的华为，现在年销售额高达4000亿人民币，堪称中国第一企业。这家公司的成功，股权共享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早在1997年，华为就建立了《员工持股计划（ESOP）》，授予高绩效员工股票，按照该员工的工作水平和对公司的贡献决定其获得的股份数，然后由员工来出钱购买。华为的20余万名员工中，有大约10万名员工，通过“工会”，持有公司99%的股权。大致算来，华为股票每股定价大概5~6块钱，每年分红12块钱，年收益率20~30%。员工少则几万股，多的有几百万股。也就是说，这持股的10余万名员工中，每年的股票分红，少的也有十来万，多的甚至能达到千万以上。华为员工收益，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于分红。

当一家公司，有一半的员工，拥有自家公司的股票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有这么几个场景：1、员工真正知道，要想自己收入增加，必须确保公司赚钱。2，如果身边有人贪污腐败，或者混日子，那就是在坑这8万多员工的钱。3、如果华为倒闭了，这八万多员工，当初主要以个人奖金入股的钱，少则几十万，多则几千万，那就化为乌有了。如果离职，分红权也就没有了。

也许有人会担心，这么多的股东，公司怎么治理？每个目前受雇于华为的持股员工，都有权选举和被选举为股东代表，选举为每五年一次。持股员工会选出51人作为代表，再从51名代表中选出华为17人董事会及监事会。同时，任正非有一项从来没有行使过，但始终保有的权力，那就是一票否决权。

华为的股权共享机制，在传统企业当中属于另类。但这却是互联网公司的普遍做法，比如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有两个人物特别传奇。一个是首席财务官蔡崇信。媒体在一直流传着他的一个段子，当年他放弃数百万的年薪加盟阿里巴巴，只拿500元月薪。但媒体没有报道的是，蔡崇信是阿里巴巴仅次于马云的第二大个人股东，他所持股份的价值在今天已经高达几百亿人民币。还有一个是菜鸟网络的首席运营官童文红。童文红早年间只是阿里巴巴的前台，通过一步一步的发展，如今成了阿里巴巴的核心合伙人，据说个人身价高达约30亿人民币。

2014年9月份，阿里巴巴上市时，其持股员工人数多达11000，这些员工人均所持股票金额为2591万元人民币。当一家公司，有高达上万名优秀员工，打心底里盼着公司成功的时候，这个力量之大，是超乎想象的。

这不仅对员工是一种强激励，其实也是一种强约束。有媒体报道，阿里巴巴一副总裁级高管，因为阿里年会、宣传片、集体婚礼等业务，收受了260万的回扣。被查出来后，被判刑，同时取消在阿里所有持股权利。以他在阿里巴巴的资历和身份，这些持股权利过亿元是很正常的。

各位，一个年薪几十万的人，为了几百万，冒被关好几年的风险，我想，这是不划算的买卖。可如果存有侥幸心理，我相信一定有人会去干。但是，为了贪几百万，损失掉1个亿，那就毫无疑问是一件极其荒唐非常傻冒的事情了。所以，股权共享机制，是有助于防止腐败的。

股权共享以及被投资人稀释后，阿里巴巴如何让权力不失控呢？它有一个著名的“湖畔合伙人制度”，这个制度的关键内容，就是公司9个董事会席位中的5个，必须从阿里巴巴内部的核心合伙人中产生。这个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呢？阿里巴巴不是一家主要由外部股东说了算的公司，而是一家由内部合伙人说了算的公司。道理其实也很好明白，外部投资人更多的是以财务回报为中心，而内部合伙人在财务回报之外，因为有感情的投入，所以也更关心公司的长期发展。

当然，香港股市不认可阿里巴巴的这个玩法，但是没关系，美国股市认可。于是，阿里巴巴就跑美国去上市了。认可还是不认可，这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一家公司，到底是人力资本更值钱，还是货币资本更值钱。

中国企业的另一个典范，联想，它原来是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一开始，员工是没有股份的。那后来怎么就有了呢？争取来的。1994年，联想上市，当时联想管理层期望员工获得公司35%的股权。当然，1984年成立的联想，中科院只投了20万，十年时间变成了几十个亿，员工期望拥有35%的股权并不过分。但是，因为涉及的到国有资产分配，中科院做不了主。怎么办呢？就改成每年获得35%的分红权。

因为大家都懂得原因，联想对外一直宣称，就是感谢中科院的开明。但事实，当时的中科院不开明也不行。因为，以柳传志智慧和品格，他绝不会一边干着联想一边为自己偷偷的谋取灰色利益。但是，最起码应该给的，如果不给，结果会是什么？柳传志后来自己也说，如果不给，那我肯定就不干了。

到了2001年，联想用这么7~8年积攒下来的，一直没有动的那35%分红的钱，购买了35%的联想股份。对于联想来说，股权机制还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就是让老员工拥有了分红权甚至股权，这就为后来的杨元庆、郭为这批新生代的接班，铺平了道路。

那么，股权共享的背后，对企业的管理和组织模式的变革有什么样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