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为公”的胸怀对领导力的影响

孙中山“天下为公”的胸襟与情怀在他的领导力风格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他胸怀将中国建成民主共和国的崇高政治理想。在辛亥革命这一艰难复杂的斗争过程中，他不计个人功利名位，从容进退。这种胸怀使得辛亥革命能够取得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的伟大胜利，成为中国迈入新历史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当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在返国途中孙中山就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他自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起，便开始了矢志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生涯，期间历经无数艰难险阻，还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武昌起义爆发时，虽然他未直接参与领导，但起义领导者仍奉他为领袖。这种以大局为重，将建立民国的革命大业视为最重要目标，而不纠结于个人名利的胸怀，是他领导力的重要体现。这种胸怀能够凝聚众多革命者的心，大家愿意追随他，因为他的目标不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二、发展观在领导力中的体现

孙中山的发展观包括广义和狭义两方面。从广义来说，三民主义是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看法。中国同盟会时期的三民主义是反清革命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主张。例如，武昌起义后湖北成立的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其“中华民国”的概念就来源于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除民生主义外，三民主义的主要目标基本完成。

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通过的新三民主义，主旨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一思想的转变反映出孙中山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他对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的民国社会以及辛亥革命结果进行了反思，思想不断发展，这种与时俱进的发展观也是其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狭义角度看，民生主义是他阐释最多、用心最多的部分。1903年以后，他一直在宣传、阐释民生主义，这体现出他对民众生活改善的关注，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他不仅仅关注政权的更迭，还重视民众的生活保障等深层次的发展问题。

三、反抗压迫的决心与领导力的关联

19世纪中叶以后，亚洲各国大多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面临着巨大的压迫。孙中山最痛恨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他谴责西方列强“用少数人既压制了本洲和本国的多数人，更把那种流毒推广到亚洲来压我们九万万的大多数，做他们少数人的奴隶”。在这种背景下，他立志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抗斗争。这种反抗压迫的决心使他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也让他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更具号召力。他的这种决心能够激励那些同样遭受压迫的人们团结起来，为了民族独立和自由而奋斗。在他的领导下，革命者们不畏列强的强大势力，坚定地开展革命活动，因为他们相信孙中山所倡导的反抗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理念是正确且值得为之奋斗的。

四、革命“萌生”的经历对领导风格的塑造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11月12日广东香山县的贫苦农民家庭。他的家庭环境艰苦，长兄孙眉为了生计远赴他乡谋生时，年仅5岁的孙中山就开始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打柴割草、替人放牛、做零活等。但这些并没有磨灭他对知识的渴望，10岁进入村塾读书后，他课余在村中大榕树下听参加过太平军的老人讲太平天国的故事，从而埋下了革命反清的“萌芽”。

之后他在夏威夷檀香山、香港、广州等地学习西学，不断开阔眼界。他早期的这些经历，从贫苦的生活到对知识的追求，再到接触革命思想的“萌芽”，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积极进取的领导风格。他深知民间疾苦，这使得他在领导革命时能够从民众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他在各地学习西学的经历，又让他能够吸收不同的思想文化，从而提出更具前瞻性的革命理念和领导思路。

五、世界眼光在领导决策中的作用

孙中山的世界眼光超越前人与同辈。古代中国人受时代与知识局限，多误以为“中国即天下”，缺乏世界眼光。而近代以来，从林则徐、魏源等开始“睁眼看世界”，到容闳、郭嵩焘等“走出国门看世界”，再到洋务派、维新派等的探索，孙中山站在时代最前列，第一个发出“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他13岁就随母亲远赴夏威夷探亲，开始走向世界，此后“远观历代，横览九洲”。他以世界形势和潮流为考察中国命运和道路的出发点，提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和建国方略的建设蓝图。他的这种世界眼光在领导决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制定革命策略和规划国家未来时，他能够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使他的领导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前瞻性。例如，他在思考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时，可能参考了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优点，同时避免其弊端，从而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和建设蓝图。这种世界眼光也让他在国际上能够更好地宣传中国的革命理念，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和理解，提升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