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许多人心目中的曾国藩是权谋家的代表，这是对他的误解。曾国藩的领导艺术虽不无权谋因素，但其核心却是“忠义血性”的儒家理念。曾国藩生于雍、乾后，举国风气的败坏，几乎达到了顶点。而在曾国藩看来，最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统治阶级本身的人心陷溺、人欲横流。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大清王朝要想走出这场空前的危机，必须解决人心的问题。因此，曾国藩与罗泽南等人，宣讲举世都不宣讲的儒家学说，以传承圣人的价值体系为己任，最终排除千难万险，成就了“以转移社会风气来造就一代之人次”的功业。

用人：尚朴实，耐劳苦。任何理念最终都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如果说在理念上曾国藩高扬的是“血性忠义”，那么在人才的选拔上，他选择的则是能够切实认同这种理念并加以践行的“朴拙之人”。曾国藩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提出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养成什么样的作风。湘军靠什么打胜仗？靠什么持续地打胜仗？就是这种“尚朴实，耐劳苦”的作风。而湘军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作风，关键就是湘军选募时坚持选用朴拙之人。曾国藩的用人，从表面看来迂阔笨拙，其实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治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他厌恶听到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曾国藩的管理风格亦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他认为，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

作战：扎硬寨，打死仗。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他有自知之明，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对手的智商，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工夫，稳慎徐图，稳扎稳打，反而一步步地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占尽了上风。

组织文化：还我真面，复我固有。曾国藩说过：“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在曾国藩的身体力行之下，湘军形成了一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组织文化。这种坦诚相待的“湘军精神”，也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

心性：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任何一种理念的践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挫折与障碍。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意志力量坚持到了最后。

曾国藩说：“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取巧只是小聪明，只会得利于一时；拙诚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正如梁启超评价的那样，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被认为是最迟钝愚拙的一位。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的境界，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就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如此而已！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