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时期，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连创历史新高，短期资金供给严重不足。银行间债券市场价格也出现暴跌，国债、央票收益率急剧上升，整个金融市场流动性恐慌情绪迅速蔓延。总体来看，这次流动性事件是当前复杂内外部环境下金融领域暴露出的风险问题，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事件回顾

长期以来，国内商业银行主要通过银行间市场进行流动性调节，央行通过央票发行、回购等公开市场操作，释放或回笼资金，确保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适度，并维持货币市场利率基本稳定。作为货币市场基准的Shibor利率通常呈小幅波动，隔夜及7天的利率大致维持在2%-4%的区间。

今年6月初以来，市场流动性骤然紧张。国内各家商业银行普遍出现“钱荒”，市场融资极为困难。6月20日，隔夜和7天Shibor创出历史新高，分别高达13.44%和11%，当日隔夜和7天回购成交利率最高达30%和28%，同样创出历史新高。同日，与货币市场资金紧张相对应的是银行间债券市场价格暴跌，国债、央票收益率急升，交易所部分企业债收益率跌幅超过1%。

总体来看，业界普遍认为本次流动性紧张直接起因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央行公开市场回笼货币。尽管市场流动性紧张，央行并未采用逆回购等工具向市场注水，而是依旧维持央票和正回购的发行以回笼货币。二是财政税款缴存国库。5月31日为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截止日，据测算，缴款因素约回收基础货币3000亿元左右。三是法定存款准备金增加。因5月31日存款冲高，6月5日，各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均大幅增加，合计约为2300亿元。四是外汇局收紧外汇资金流入管理。外汇局出台《关于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打击虚假贸易和在岸离岸套利套汇行为，热钱流入放缓。5月外汇占款增量由前3月均值近3000亿元骤降至668.6亿，对应于基础货币投放减少。同时，外汇局实施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考核，银行普遍须于6月份通过购汇方式满足结售汇综合头寸下限要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收紧了市场流动性，总量预计约2000亿元人民币。五是上半年货币信贷投放较快、假日现金投放、企业境外股东分红、理财产品集中到期等也对短期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造成一定压力。

这次央行从严管理流动性的态度打破了银行原有路径依赖，导致不少金融机构误判而没有及时足额准备好到期资金安排，个别银行出现短暂的流动性紧张甚至违约。同时，商业银行的市场流动性预期出现明显转变，大幅调整流动性管理策略，使得资金备付量的增加以及资金融出意愿的下降，进一步加剧市场恐慌，推高银行间市场利率。预计在一定时期内，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压力将持续存在，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一是外汇监管和美国QE退出预期下，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部分国际资本有流出动机；二是外管局对银行结售汇头寸新规6月底生效；三是银行季末存款冲高带来7月初法定存款准备金补缴；四是7月中旬财政存款集中上缴；五是根据惠誉报告，预计超过1.5万亿理财产品年中陆续到期。

流动性管理的新挑战

此次市场流动性紧张程度之高、涉及面之广、持续期之长属历史之最，这与宏观金融环境的新变化密切相关，使银行流动性管理面临新的挑战。

一是外部流动性环境出现较大变化，美国QE的退出预期升温以及国内热

钱快速流出可能引发流动性冲击。据统计，过去4年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外流了约3.9万亿美元。随着美元走强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将促使部分资金从中国等新兴市场撤离，对流动性和资产价格形成冲击。6月20日，伯南克首次公布了QE退出的潜在时间表，这必将造成全球流动性的收紧，对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二是国内流动性整体宽松，但与实体经济增长背离的矛盾日益突出。近些年，我国货币供应量M2余额达到104万亿，十年增长超过5倍，经济货币化程度（M2/GDP）全球最高。今年1-5月，社会融资总量累计同比增速高达52%，整体流动性呈宽松局面。与资金的宽裕相比，实体经济增长较为疲软，出现大量不符合实体经济真实需求的金融创新，银行资金存在自我循环和监管套利行为。针对这些情况，监管部门已出台一系列政策予以规范，比如银监会4月发布的8号文对非标准化债权投资的银行理财业务进行规范、5月下发的135号文对票据业务加强监管，外管局5月出台20号文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等，这些以规治影子银行、挤出虚拟经济泡沫的政策将对商业银行产生持续影响。近期，李克强总理三次谈到“用好资金增量、盘活资金存量”的看法，明确传递出国务院放慢货币增长速度，进一步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的货币政策思路。

三是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程度提高，货币政策基调稳健偏中性。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经济更偏向结构问题而非经济周期问题，而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结构问题，必须依靠政府改革来释放红利。因此，货币政策更为倾向适度稳健的基调，不会轻易采取降息或者降准的政策。在此次流动性事件中，央行的市场操作较好地体现了这样的政策基调。

四是银行同业业务扩张过快、期限错配问题严重。近年来，一些银行（尤其是中型股份制银行）的同业业务发展迅猛，同业业务占比大幅增加。五年前，中型股份制银行同业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约为15%，而到2012年末，这一比例达到25%，最高者甚至达到37%。它们主要通过银行间市场或场外市场以较为便捷的方式和较低的成本借入其他行短期资金，再通过期限错配投资于高利率的中长期资产甚至信托产品。在宏观金融环境、市场预期或央行态度发生逆转时，此类批发性融资业务由于金额较大且波动性较强，必将增加流动性阶段性紧张的概率。

流动性管理的内在要求

本次银行间流动性危机发生后，作为市场的参与主体，银行更应从自身的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上寻找内因。本次流动性事件充分暴露了一些商业银行在经营理念、内部管理、业绩评判、风险管控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一是关于规模扩张与稳健经营的问题。长期以来，国内许多银行在发展中存在浓厚的“规模冲动”和“速度情节”。据统计，从2007年底至今，银行业贷款规模已从28万亿猛增到67万亿，资产规模也从53万亿急剧扩张到131万亿。短短五年多时间，银行业资产和贷款规模分别增长了1.4倍和1.5倍。部分银行甚至通过同业资产与同业负债双边扩张的方式，人为做大总资产规模。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银行资金大量短借长用、期限错配严重，杠杆效应不断扩大，蕴含着巨大的流动性风险。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将加速“去杠杆化”的进程，迫使银行大量收缩同业业务和票据融资，市场的清偿能力和流动性问题将面临严峻考验。本次流动性事件就充分暴露了这一问题，给银行的经营理念敲响了警钟。因此，银行必须回归稳健经营本源，脚踏实地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粗放发展逐步转向规模增长与存量优化并重的集约化发展模式。本次流动性事件提示我们，决不能盲目追求规模的扩张，对于利率高度敏感的同业业务应审慎对待，以期限错配支撑的资产业务必须加以总量限制，对于单纯为扩大总资产规模而人为虚假冲高双边同业业务的行为，应坚决处罚，因为这无异于自掘坟墓。

二是关于内部制衡机制的有效性问题。近年来，一些银行为了追求规模扩张和短期利润，过度强调市场部门的主导性，激进地将本应设置在中后台管理部门的利率定价权、资源配置权和风险控制权不加限制地下放。这一做法看似“贴近市场”，但它导致银行综合管理手段弱化、内部制衡机制失灵。其结果往往容易造成银行基层机构追求规模扩张、放大经营杠杆、弱化风险控制，而银行管理部门则出现管理缺位，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本次流动性事件很大程度上与此密切相关。因此，在处理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关系的问题上，国内银行还需要更加审慎，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前中后台制衡机制，通过明确的职责定位、流程安排和考核机制来相互约束、紧密制衡。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管理部门在利率定价、资源配置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集中管理作用，不能因一时的扩张需要，而过度地将这些管理手段完全下放到基层一线。对一个成熟的商业银行来说，其总行更要强化“决策中心、风控中心和管理中心”等三大管控职能。

三是关于银行业绩评判标准的问题。目前，国内银行普遍采取的是以规模增长、市场排名为导向的绩效考评机制，考核指标多以时点指标为主，表现出明显的短期化倾向，淡化了安全性、流动性这些最基本的银行经营原则。这种过于片面的业绩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商业银行粗放型发展的冲动，造成每到月末、季末银行存款规模出现激增，月初、季初存款规模又大幅下滑，人为地放大了银行体系以及货币市场的波动，对流动性管理带来很大的难度。因此，国内银行必须兼顾短期业绩与长期发展、业务增长与风险防范的平衡，加大对效益、质量、规模协调发展等综合性指标的考核，加快从强调财务结果考核到强调过程、管理、机制、效率考核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科学的长效评价机制。

四是关于金融创新与风险管控的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给予了我们警示，金融创新如果丢掉了风险标准，就会隐藏和积聚风险，产生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当时，大量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发展模式日益与稳健经营的原则相悖，过度依赖短期融资和大幅提高杠杆倍数，盲目参与金融创新。危机的惨痛教训告诫我们，过度的、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不受风险管控的金融创新，不仅不会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会给金融业和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同样，前期流动性事件发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一些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在银行间市场和同业市场借入短期资金，创造了大量不符合实体经济真实需求的“金融创新”，并通过金融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快速扩张，造成大量资金的自我循环和监管套利，积累了大量的风险隐患。